1959年12月9日配资如何找用户，获得特赦的末代皇帝溥仪回到北京，开始了他的公民生活。

临近年关，周总理安排了一场除夕晚宴，接见溥仪。

席间，周总理向溥仪征求了他对今后工作和生活安排的意见。

然而溥仪提出了两个想要从事的职业，却都遭到了拒绝。

末代皇帝找工作

1945年8月，随着日本正式宣告战败投降，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彼时身为战犯的溥仪，在沈阳被苏联军队逮捕，随后被押解至苏联境内接受监管。

直至1950年7月，溥仪被移送回国。

其后的岁月里，他先后被安置在哈尔滨与抚顺的战犯管理所内，开始了深刻的反省与改造历程。

1959年12月4日，溥仪迎来了人生的重大转折——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庄严宣布了对他的特赦令。

这位曾经的末代皇帝告别了囚禁生涯，重获自由，并作为一位普通的中国公民，开始了新的生活。

1960年的1月26日，正值除夕前一天。

周总理特别邀请了，刚获特赦返京的溥仪及其家人一起，吃了一顿“年夜饭”。

晚宴持续了三个半小时之久，期间周总理与溥仪交谈甚多。

周总理亲自向溥仪征询了，关于他未来的生活规划，想要给溥仪安排一个既适合其个人条件，又能发挥其特长的岗位。

谈及个人的职业憧憬，溥仪直言自己想要当一名医生。

过往的宫廷生活中，医学是溥仪闲暇时的爱好所在。

再加上宫中有着顶尖的医疗资源，太医院也是名医云集，使溥仪得以近距离接触学习。

他读过许多中医典籍，更在帝师朱益藩的指导下，深入研习中医理论，对各类药材如数家珍。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他花了很多时间来研究医学，不仅系统学习了医疗知识，还在医务室亲身实践。

从为患者打针、测量血压，到中医诊脉、针灸等疗法，皆是驾轻就熟。

然而，当周总理听闻他这一想法时，却婉言相劝：“你给人家治病，治好了没事，治坏了就会有闲言闲语，这样不好。”

周总理深知，尽管溥仪已是一位平凡的公民，但其特殊的身份仍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舆论风波。

如果没有治好病人或是出了什么状况，难免招致非议与误解，这对于溥仪本人乃至社会都是不利的。

后来又有人提议，让溥仪到故宫博物院工作。

毕竟故宫曾是溥仪的家，他对那里的了解是很深的。

然而这样的安排，也未能得到周总理的认可。

究其原因，还是溥仪的特殊身份。

尽管清朝的统治已成过往云烟，但社会上仍有不少人对这位末代皇帝抱有很大的好奇。

封建帝制的阴影，在某些人的心中仍旧挥之不去。

他们很可能会将溥仪视为一种特殊的“展品”，而非普通的工作人员。

如果溥仪真的在故宫博物院任职，很可能扰乱故宫的正常秩序，造成不必要的混乱。

后来经过周总理的深思熟虑，溥仪于1960年2月被分配到了北京植物园，担任园丁及售票员。

一年后，他又被调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资料专员。

不得不说，溥仪这两个被拒绝的职业，如今还都是热门职业呢！

登基户口遇麻烦

从末代皇帝蜕变为普通公民，溥仪的后半生是一段深刻的“改造”历程，期间也发生了不少趣事。

1959年末，得到特赦的溥仪重获自由，回到了北京。

五妹韫馨和妹夫万嘉熙到车站去接他，到自己家中暂住。

第二天，溥仪先是到民政局报到，随后就立刻前往派出所办理户口登记。

当工作人员听到“爱新觉罗·溥仪”这个名字时，不禁微微一愣。

随后仔细核对特赦令，郑重地将他的名字登记在底簿，协助他完成户口登记的手续。

在填写文化程度一栏时，溥仪与登记人员都犯了难。

实际上，溥仪的文化程度在当时的社会算是很高的，甚至还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但他自幼接受的是皇室精英教育，没有获得任何文凭。

工作人员犹豫了许久，最终填上了“初中”。

家庭住址，也令登记人员颇为头疼。

对于溥仪而言，紫禁城当然就是他的家。

但时代的变迁，早已让那里成为了公众的文化遗产——故宫博物院。

经过一番商讨与考量，最终填上了五妹韫馨与妹夫万嘉煕的家——西城区前井胡同6号。

接过工作人员递来的崭新户口卡片，溥仪双手微微颤抖，满是感慨。

他向工作人员深深鞠了一躬，以示感激。

这张小小的卡片，对他而言却是意义非凡。

在过去的岁月里，无论是紫禁城中的幼主，还是满洲的傀儡皇帝，他从没有这样公开使用过自己的名字。

他是末代皇帝宣统，也是伪满洲国的康德皇帝。

今日需要关注的数据有，德国3月季调后工业产出月率和美国3月批发库存月率终值。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时，他更是失去了自己的名字，只有一个冰冷的“编号981”。

如今，这张户口卡上，赫然写着他的本名，爱新觉罗·溥仪。

这是他新生活的起点。

初次工作新体验

1960年2月，溥仪开始在北京植物园工作。

起初他因为缺乏专业知识，只能负责打扫卫生和浇水这种简单的工作。

或许是因为这来之不易的新生让他非常珍惜，溥仪工作很认真，也肯努力学习园艺知识。

不久之后，他就被调至更为专业的扦插繁殖温室工作，成为了技艺娴熟的园艺师。

工作之后，溥仪首次拥有了众多“同事”，这对他而言，无疑是一件既新奇又温暖的体验。

在植物园工作的日子里，他和多位同事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交到了不少朋友。

植物园主任俞德浚，这位20世纪40年代就在英国爱丁堡大学，深研植物学的园艺界泰斗，对溥仪的影响很大。

俞主任曾送给溥仪一本《植物园手册》，溥仪如获至宝。

不仅认真研读，还细心做笔记，甚至亲自采集标本，努力钻研植物学。

植物园党总支书记田裕民，是一位早年投身红军、历经战火洗礼的老革命，和溥仪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田书记常常邀请溥仪到家中做客，两人还时常一同鉴赏新购藏的清代文物，交流心得。

与溥仪同在一个院子里居住的胡维鲁，也是一位老红军，新中国成立后任公安部队大校。

早上起床之后，溥仪总是跟着他一起练太极拳，周末也经常结伴乘坐植物园的车回城度假。

参加工作的第一个月，溥仪拿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整整60元。

在那个年代，60元可不是个小数目，足以支撑一个家庭几个月的开销。

溥仪那时候住在单位的宿舍里，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没有太多开销。

这第一笔工资要怎么花，他考虑了很久。

最后，想到自己的被褥还是从战犯管理所带回来的，溥仪决定给自己添置一床新被子。

他自己去买了棉花和布面，拜托同事帮忙去做。

拿到新被子时，溥仪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据溥仪自己回忆，那天那特别高兴，甚至连困扰他多年的失眠都好了不少。

这是他第一次通过劳动赚钱，也是他第一次用自己赚来的钱给自己添置东西。

或许也是第一次，他真正感受到了自我价值。

重游故宫指错误

在植物园工作一年后，溥仪被调往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文史专员。

他的工资从原先的60元涨到了100元，撰写文史资料还有额外的稿费。

换了新工作后，他的业余生活也丰富了不少。

有一次，几位同事要到故宫去，溥仪曾在紫禁城居住多年，自然成为了他们的向导。

用溥仪自己的话来说，他在紫禁城生活那么久，就是闭上眼睛也知道走到了什么地方。

那时候，故宫太和殿还可以走进去参观。

再次踏入这金銮殿，溥仪一直盯着龙椅看，最后以游客的身份，小心翼翼坐了上去。

有人提议为他拍一张照片，但溥仪却拒绝了。

当被问及原因时，他沉思片刻，缓缓道：“这龙椅并不好坐。”

过往帝王生涯的真实感受，只有他自己最清楚，却难与外人道。

在游览故宫的过程中，溥仪仿佛回到了童年，那些熟悉的场景与景物，勾起了他无尽的回忆。

然而，随着他的观察，溥仪很快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故宫中的许多摆设与记忆中的不符，甚至存在一些明显的错误。

比如西暖阁有一扇暗门，如今却被堵住了。

这道门是用于紧急逃生的，是皇帝在紧急情况下保命的秘密通道。

光绪皇帝寝宫中，有一柄宝剑被随意地挂在了侧壁上。

但据溥仪回忆，这柄宝剑之所以被置于寝宫之内，是因为有大喇嘛开过光。

必须要挂在门正对着的墙上，才可以镇宅辟邪。

而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光绪寝宫中挂的照片竟然不是光绪本人。

溥仪见了，立刻找到工作人员，指出了这处错误。

工作人员还是头一次遇到有人来故宫挑错的，他不知道溥仪的身份，只当他是普通游客。

于是一再强调照片没有错，是他认错了。

溥仪听了，指着照片笑道：“我是爱新觉罗·溥仪，照片上的人是醇亲王，是我亲爹。你说我可能会认错吗？”

话音刚落，整个房间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工作人员面面相觑，陷入了沉默。

那场面，又尴尬又好笑。

跌宕坎坷获新生

溥仪的一生，无疑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复杂、传奇的一页。

他生于清朝末年，那是政治动荡、内外战乱交织的时代，大清王朝已如风中残烛，摇摇欲坠。

自小便被卷入了政治的漩涡之中，其人生也充满了波折与无奈。

清朝灭亡、民国建立、日本侵略者的铁骑踏入中国……

历史巨变中，溥仪三次登基为帝，又三次被迫下台。

年幼即位时，溥仪还只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孩童，对于皇权、政治一无所知。

随着清朝的灭亡，他被迫退位。

后来他试图复辟大清，但终究未能成功，反而成为了他人手中的傀儡。

在日本侵略者的扶持下，他再次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但这一次登基却充满了耻辱，他成为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工具。

溥仪的特殊身世和经历，使他成为了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历史人物。

溥仪被引渡回国时，正值轰轰烈烈的三大改造时期。

社会主义制度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稳步扎根，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如火如荼地向前推进。

为了促进战犯的改造与思想转化，中共中央对战犯实施了“一个不杀，集中管理教育”的宽大政策。

抚顺战犯管理所，实行了一种新的教育模式，核心举措之一就是组织战犯们写个人悔罪材料。

这些材料被统一命名为《我的前半生》，旨在引导战犯们深刻反思过往，彻底告别旧我。

对于溥仪而言，撰写认罪书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起初，由于缺乏真诚的认罪悔罪意识，他往往避重就轻。

下意识地回避与日本人勾结的罪行，或是试图为自己的行为辩解。

然而，在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的耐心引导下，溥仪逐渐放下了心中的防备与侥幸心理，开始正视并深刻反省自己的过错。

经过一番努力，他最终完成了长达20万字的认罪书《我的前半生》。

战犯管理所将溥仪撰写的这份认罪书油印成册，成为了政法界和史学界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还被公安部送给了包括毛主席、周总理在内的中央领导审阅。

周总理看完后，给予了高度评价。

他对溥仪说：“你敢于彻底揭露和反思自己的过去，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作为末代皇帝，肯这样暴露不容易。沙皇、威廉的回忆录，都是自我吹嘘；英国的威尔斯亲王也不例外。历史上还找不出这样的例子，你创造了一个新纪元。”

刚被引渡回国时，溥仪心中恐惧不安。

他先是担心自己会被判死刑，后来又悲观地认为余生将在战犯管理所中度过。

然而，在经历了长达十年的关押与改造后，溥仪终于重获自由。

时任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的金源，见证了溥仪的转变。

他回忆道：溥仪在重获自由之际，痛哭流涕地回顾了自己前半生的罪恶历程，言辞之中充满了悔恨。

那是对过往罪行的忏悔，也是对重获新生的感激。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与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许多国际友人来到中国，都想要见一见这位末代皇帝。

他们难以想象，昔日的帝王竟然能够适应普通公民的生活。

在一次外交场合上，周总理风趣地向一位外国元首介绍溥仪：“这位便是过去中国的宣统皇帝。”

话音刚落，溥仪便迅速起身，接道：“今日光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溥仪。”

1963年，日本自民党议员阿部文男在北京见到了溥仪，问起了他生活的变化。

溥仪坦言，过去的生活看似尊贵，实则剥夺了他作为一个人应有的能力，使他变得脆弱不堪。

相反，成为普通公民后，他学会了独立生活，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与幸福。

“过去当皇帝都是受制于人，并不自在。虽是在北京出生，却连北京什么模样也不知道。过上了公民生活，才有了真正的自由，有了真正的幸福。”

可以说，是后半生的改造，让溥仪找回了真实的自我，过上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

他不再是那个被历史洪流裹挟的末代皇帝，而是一位拥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普通公民。

参考文献

王玉龙《末代皇帝后半生与新中国的不解之缘》

李淑贤、王庆祥《溥仪后半生活得更有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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